如今的樂群村在19世紀叫作屋下村，坐落在離珠江入海口不遠的西鄉墟邊上。寶安當時叫新安（民國3年即1914年為避免與河南省新安縣名稱重複，新安縣複名為寶安縣），這一帶地方上最有名氣的人物是鄭姚，就是後來名震近代史的中華女傑鄭毓秀的祖父。

鄭姚早年家貧，在他出生後不久母親便逝世了。父親一頭挑著這唯一的兒子，另一頭挑著 泥瓦工具穿街過巷，替人做修補工度日。鄭姚十六七歲時，便替人家舂米。後拜師學木工手藝，憑著吃苦耐勞和聰穎機靈，學得一手技術精湛的木工活。因其工藝 好，寶安縣城所在地南頭的街坊，凡蓋屋娶媳婦、嫁女兒必請鄭姚去打造所需的傢俱。因此，久而久之就得了“界木姚”這個美稱。漸漸有了一點積蓄後，鄭姚將其 投入“賭博”；後又投資做起糧食和木材生意，靠著聰明和運氣迅速發跡，很快成了富甲一方的人物。

19世紀40年代初期，香港被英國據為殖民地不久，鄭姚看准了香港變成商埠後，地產營造業將會有較大的發展。於是，前往香港，將其多年的積蓄全部投入經營地產業，興建了許多高樓大廈，成為長袖善舞的大商人。

鄭姚娶妻七個，生有七子七女。老四鄭秉義，在清政府戶部任官，長年留居北京，後棄官經商，在天津、北京的私宅達200多間。鄭毓秀是鄭鄭秉義的最小女兒。

特別聲明：許多有關鄭姚家族的傳記及文章都認為鄭毓秀為鄭姚三子鄭文治的女兒，謹此代表寶安鄭姚家族聲明，鄭姚三子鄭文治譜名秉仁，字藻裳，清舉人，留日，教職，曾發明圜算機申請美英等國專利，並成立公司，從未進京任官。鄭毓秀的父親實為鄭姚四子，鄭秉義。

鄭秉義隨鄭姚進京入清廷戶部任官，元配劉氏為清廷將軍劉昌華(譯音)之女，婚後未孕，遵照民俗將鄭姚二子鄭秉衡之長子鄭煜猷過繼名下，不久果然育有二子二女，鄭燦猷、鄭燝猷、鄭雪案、鄭毓秀。

鄭姚不僅僅關心家鄉的父老鄉親，還牽掛著內地百姓的安危。每逢黃河發大水，中原一帶民不聊生，他便義不容辭前往賑災。鄭姚賑災運糧、運送物資的船隻最多達九隻，浩浩蕩蕩，很是威風。因為多次賑災有功，清廷曾經封了花翎頂戴給鄭姚。鄭姚的晚年，因多年賑災幾乎傾家蕩產。

鄭姚是鄉里鄰人崇拜讚賞的大好人，出面主持重修了西鄉墟正街。光緒四年（1878），他倡議重修鄭氏宗祠，還建綺雲書室，供村中子弟讀書。

綺雲書室位於寶安區西鄉街道的樂群社區，建成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建築占地 3600多平方米，是深圳歷史上最大的私人書室建築。建築包括大門、圍牆、前殿、中殿、後殿、東船廳、西書樓、明樓、花園、金魚廳等，規模宏大、氣勢磅 礴。與百米之遙的“鄭氏祠堂”相比，無論從占地面積還是建築規模都要氣派不少，可見當年這個家族對教育的重視。由此再往前是沙頭村，西面是西鄉墟正街、北 帝古廟及王大中丞祠。

屋內的柱子都是選用質地上乘的整根紅木製作，歷經百年依然堅固如初，連釘子都很難釘 進去。書室裡木雕、石雕、磚雕工藝精湛，圖案精美，代表了當時建築藝術的頂尖水準。文物專家稱，單從建築藝術的角度而言，這裡都稱得上是珍貴的文物。 1996年，由省、市文物部門聯合組成的文物專家鑒定組，對綺雲書室進行鑒定時，將其譽為“深圳的陳家祠”，當年綺雲書室被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過去的100多年的歲月裡，綺雲書室可謂歷經風霜。它曾在日軍侵華時被當作日軍的隊部，屋內的精美家私竟被日軍當作柴燒；它曾被作為當地的糧公所，多間房屋木材被拆走變賣；文革中，它在大破“四舊”的浪潮中飽受蹂躪，多處精美雕刻被無情鏟去。

改革開放之後，它又重歸鄭氏後人所有。但因人事變遷，鄭氏留在大陸的後人已無心和無 力再振當年綺雲書室的風采。書室被租給皮革廠和糧站當廠房和倉庫。兩年前記者到綺雲書室時，後堂酒氣充天，被當作雜物倉庫，前廳皮革如山，電線亂拉，被消 防部門點名為當年十大重點消防隱患。書室的周邊，也搭起各種建築，將它的滄桑身影淹沒在鋼筋水泥叢林之中。

所幸的是，綺雲書室獨一無二的歷史和文物價值沒有被人們遺忘。經過西鄉街道辦、寶安 區文管辦、西鄉二小多年來的共同努力，它終於迎來了撥雲見日的時刻。2004年8月，西鄉街道辦出資700萬元，一次性收購了綺雲書室周圍的西鄉糧站和附屬建築並將其拆除，使書室的本來面目終於得見世人。2005年1月，西鄉街道辦又成功向鄭氏家族後人收購書室的產權，鄭氏家族的代表又從轉讓金中捐出10 萬元作為書室的修繕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