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暗殺時代的最後刺客 鄭漢英從未謀面的父親 彭家珍

彭家珍(1888—1912),字席儒,四川金堂人。青年時期即受文天祥、黃宗羲等人的思想影響,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觀念。1906年畢業於四川武備學堂,後赴日本考察軍事,又入四川高等軍事研究所。1911年秋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加入同盟會,任同盟會京、津、保支部軍事部長。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後,以良弼為首的滿洲貴族組織宗社黨,誓與人民為敵,頑抗到底。為掃清革命障礙,他即於1912年1月26日暗藏炸彈,炸死良弼。彭家珍不幸被一彈片飛傷後腦,1912年1月27日淩晨犧牲。
其父彭世勳為清末秀才,以塾師為業,醉心于維新,主張實業救國。8歲後,其父即授以西方近代科學,對他有重要啟蒙作用。由於其父結識了宋育仁、吳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1902年被推薦到成都尊經書院任教。其時他年14,隨往讀書。在省城,視野日益擴大,直接感受到國家的衰敗、官府的貪枉、人民的痛苦。對改良道路漸漸產生了懷疑,思想日趨激進。同年其父娶妾,遭到他的激烈反對。從此父子分途,其父思想停止于維新,而他則步步走向革命。

1903年,他考入成都武備學堂,以期用軍事振興國家民族。他在習武以外,還閱讀了鄒容、陳天華等人的革命著作,思考國家前途。
參加同盟會
1906年他以最優等成績被派赴日本考察軍事,與同鄉武備生多人同時在日本

秘密參加同盟會。他接受孫中山佈置的任務並攜帶一批革命書刊于同年返川。初在四川高等軍事研究所實習,旋被派到清新軍第三十三協六十六標一營左隊任排長,駐成都外北鳳凰山。
1907年,同盟會在川的骨幹分子集于成都密謀起義。佈置就緒後,被奸細告密。當日軍閥趙爾豐下令全城戒嚴,並調新軍入城搜捕革命黨人。他趁入城之機,立即設法通知革命黨人,並掩護他們轉移。事後,他被當局列入懷疑對象,但被他機智沉著地應付過去。1909年4月,他反調回原標任左隊隊官(連長)。
1909年夏,原武備學堂老師、他未婚妻的舅父張蓬山在雲南升任協統,函邀他去工作。他考慮有此親戚依託,或可在雲南更好進行革命活動,乃於6月去昆明。初任第十九鎮隨營學堂管帶(營級)兼教官,旋升提調。時僅半年,張失勢、隨營學校亦撤銷。他隨之失業,籌思去向。聞東北民氣可用,乃毅然直去瀋陽。
辛亥風雲
1910年5月初抵瀋陽,無業可就,路費用盡,困居旅館。7月底,得同盟會員劉介藩介紹,任奉天講武堂附屬學兵營前隊隊官,他借機吸收革命黨人入隊,並發展學員加入同盟會。他們分工去附近駐軍第二十鎮等部隊基層官兵中宣傳革命,發展組織,籌備起義。當時東北革命形勢甚佳,軍、政、文教、民間武裝之中,黨人皆有相當力量。他所聯繫和指揮的人,在武昌起義以後遂成為東北起義的骨幹力量。
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興起,他預感全國革命風暴將至,趁學兵營撤銷機會,去北京瞭解情況。恰逢老友陳鳴謙自四川來,告以蜀中民氣及沿途所見。為了更好的為全國大起義做準備,他從清廷軍諮府要人處謀得八行書推薦,返回瀋陽通過關係,由趙爾巽委派為天津兵站副官長,代理標統,武昌起義後幾天即到職。10月下旬,清廷從歐洲購得大批軍火經京奉路南運長江前線,到瀋陽後,他被派為主要押運人員之一。他秘密同二十鎮駐灤州軍官,党人施從雲、王金銘聯絡,促成該鎮統制張紹曾下令在列車過灤州時予以截留,事後一推了事。時清軍南方前線急需槍彈,此舉使其統帥袁世凱及清廷大為惶恐。他還拿出大量軍用車票供京津黨人使用。後因籌措起義,挪出一批槍支、軍馬、軍糧及資金而被發覺,清陸軍下令通緝。他化名出走,仍來往於京、津、奉、灤、滬、寧之間,聯絡起義,制運炸彈。辛亥十二月下旬,在上海得孫中山接見,受到鼓勵,更為意氣風發。在上海曾任四川同盟會黨人旅滬支部軍事部副部長,積極參加籌組北伐蜀軍,旋被推為蜀軍副總司令;蜀軍政府也邀他回川與老友張培爵共事。他皆婉謝,以自己有秘密工作經驗,毅然決定回北方敵後,只領受了江蘇都督程德全委派的北方招討使名義,以便於策反。回津後,他任京津同盟會軍事部部長,並對軍事部加以整頓。他除召集會議籌畫以三萬元支持京、津、保武裝,迎接北伐軍外,還總結了北方起義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敵人力量強大,認為誅鋤其魁首至為重要。
誅鋤其魁首
在1912年1月中旬初,他參與京津同盟會骨幹研討誅鋤袁世凱、良弼、
孫中山參加彭家珍、楊禹昌等四烈士遷葬儀式
載澤三人的決策。鋤奸決策即付諸實施。1月6日炸袁世凱未成,被捕嫌疑犯百余人,犧牲三人,袁遂閉門不出,警衛禁嚴,不便再刺。在清廷搜捕党人甚嚴時,他挺身而出,承擔了刺殺良弼的任務。1月26日晚得情報,知良弼等次日將在集內庭計議軍事以對付南方革命力量。夜十一時,他取炸彈及手槍返寓所,囑咐僕人次晨即去天津,當夜自留宿友人,意在免致出事。他換上軍官服,藏妥武器,出門雇車。為防敵探,並不直奔良弼宅第,卻到金台旅館,持良弼在瀋陽的心腹崇恭的名片登記住宿,聲稱有緊要軍情去見“良大人”。然後換乘金台旅館馬車到良弼紅羅廠新宅,候良弼未回,驅車往耆善府,未遠即逢良弼歸來,乃下車先堵在良宅大門外,良弼至,即自報崇恭求見。良弼聞聲伸腿下車,見來人身材不如崇恭高大,驚呼“不好”!他隨手擲出炸彈一枚,把良弼炸成重傷,不幸的是,一塊彈片從下馬石回彈進他的後腦,當場犧牲。兩天后良弼也因傷重而死。宗社黨主要骨幹聞訊驚駭,作鳥獸散。清宗室無人再敢堅持對抗革命政權。2月12日,清帝即下詔退位。

少年立下革命志
1888年4月9日彭家珍生於金堂縣姚渡石龍三堰(今金堂縣楊柳鄉同合村)。他的父親彭複恒,名仕勳,是清末秀才,以塾師為業,醉心于維新,思想激進,主張實業救國,是四川保路運動的骨幹之一。彭家珍自幼稟賦聰明,從小受到家庭的影響,4歲就能背誦《孝經》《正氣歌》,8歲已熟讀“四書”“五經”,同時也接觸西方近代科學。由於他的父親與宋育仁、吳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相交甚好,1902年被推薦到成都尊經書院任教,14歲的彭家珍隨往到省城讀書,視野日益擴大,直接感受到國家的衰敗、官府的貪枉、人民的痛苦,最後他對新派的改良道路也漸漸產生了懷疑,思想日趨激進。這年他的父親看上了一位年輕的女子,娶之為妾,遭到他堅決反對。從此後父子思想不一,父親停止于維新,而家珍卻步步走向革命。

20世紀初,中國民貧國弱,飽受列強的欺淩,因而在進步知識份子中逐漸興起了軍國民主主義思想,他們希望通過發展軍事力量,使中國逐漸強盛,擺脫列強的控制而獨立。彭家珍受此影響,也主張“非武力不足以救亡”。
1903年,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為了培養軍事人才,開始進行軍事改革。成都也建立了四川武備學堂,對外廣招學生。這所按照西方軍事教育體制進行教學的新式學校,除了教授軍事知識外,還開設了天文、數學、物理、地理等課程。一些思想進步的教員也傳播革命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的思想,使得學生中具有新思想的愛國進步青年對清王朝的暴政和黑暗腐敗更為不滿,他們相互間傳播革命書籍,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等都成為他們如饑似渴的閱讀物。這年,15歲的彭家珍考入四川武備學堂,有了用軍事振興國家民族的理想。口試在樓上舉行,考官問考生樓梯有多少級,只彭家珍回答無誤,讓在場的考官無不刮目相看。在四川武備學堂學習期間,彭家珍除精研智育、體育外,尤以德育力行。他閱讀了大量的革命著作,開始思考國家前途,嚮往加入革命組織,參加革命活動。
投身革命不畏難
1906年春,彭家珍以優等成績畢業,隨後與張思聰、陳鳴謙等7人一道,由四川總督錫良選派赴日本考察軍事,並領受為新軍訂購軍火的任務 。其時日本東京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1905年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在革命的門檻外彷徨、苦悶了數年的彭家珍十分興奮,熱血奔湧,於是主動與革命黨人接觸,並拜見了十分景仰的革命領袖孫中山,秘密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他接受了孫中山佈置的攜帶一批革命書刊返川秘密從事反清活動的任務,從此踏上了為振興中華,救國救民於水火的革命征途。
彭家珍回川後,被分配在高等軍事研究所。1907年他加入清廷新軍,任排長,駐成都鳳凰山。他在軍隊中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當時四川同盟會一些骨幹彙集成都密謀起義,因叛徒告密,革命黨人遭到清吏全城搜捕。總督趙爾豐先調新軍入城警衛,閉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家珍未暴露身份,奉調隨軍入城,得知趙的部署後,及時報信通知黨人轉移,使參與起義的一百多同盟會員大部倖免於難,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事後,彭家珍遭到懷疑,被免去職務。 這年6月,他離開成都去昆明,初任陸軍第十九鎮隨營學堂管帶兼教練官,不久升為提調。半年後,隨營學堂撤銷。1910年5月初他去到瀋陽,7月底出任學兵營左隊隊官兼教練,他趁挑選學兵之機,選入同盟會會員,並發展該隊隊員加入同盟會,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所聯繫和指揮的人,在武昌起義以後成為東北起義的骨幹力量。
家珍在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中,善於隱蔽自己,與學兵營管帶崇恭(此人與清貴族關係密切)相處“甚善”。上司認為家珍“可靠”,在清廷陸軍部考績中,他被列為一等第一名,授予相當四品的正軍校銜。憑此,他通過關係,1911年夏任東三省天津兵站副站長,代理標統之職。11月初,清廷從歐洲購置了5000支步槍,500萬發子彈,通過西北利亞鐵路轉京奉線,再運武漢以鎮壓革命軍。彭家珍負責押運,他授意革命党人商震等聯絡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當軍火列車通過灤州時截留全部軍火,使清廷及前線統帥袁世凱極為震驚。彭家珍從天津兵站搞出軍米800包,軍馬90余匹,銀元10000餘元,供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之用。由於他挪出了兵站大量款項物資,被清廷通緝。他化名為朋錫三,朋嘉禎,從此轉入地下活動,機智地奔走於京、津、灤、奉、滬、寧之間,在上海擔任同盟會支部軍事部副部長,並被選為蜀軍北伐副總司令。1911年12月彭家珍返回北京,擔任京津同盟會軍事部長。
收功彈丸慷慨赴死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但清王朝以良弼為首的頑固派不甘失敗,組織“宗社黨”拼力反抗革命。良弼為總攬文武內外事宜之全權大臣,他堅決反對與革命政府議和,強烈要求隆裕太后堅持君主政權,擬集結十萬清軍與革命軍決一死戰。
良弼是宗社黨的首領,而袁世凱卻握北洋重兵窺視觀望,欲乘機篡奪革命政權,故而形成南北對峙局面。彭家珍等分析了形勢之後,認為北方革命之所以不能很快發展,主要是敵人力量太強大,擒賊先擒王,只有去其首惡以殺其勢,先誅殺阻礙革命的死敵才行。京津同盟會專設北方暗殺部,由彭家珍等領導,作出先誅除清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軍諮使良弼、宗社黨骨幹載澤三人的行刺計畫,並迅速與上海方面取得了聯繫,謀刺所需的各種武器先後從上海運到了北京。彭家珍將軍事部的工作委託給他人,與參與暗殺小組的同志每天到京西門頭溝、十三陵等處荒山演習。然而刺殺行動並不順利,幾次行動均未成功。1912年1月16日炸袁世凱未成,袁世凱大驚,遂派出大批清軍警在北京城內搜捕革命黨人,先後被逮捕的党人達百餘人,直接參與暗殺袁世凱的勇士全部被捕犧牲。袁從此閉門不出,警衛森嚴,不便再刺。暗殺團失利後,彭家珍認為街頭狙擊的辦法並不好,那樣投彈準確性差,且敵人易逃脫和反擊。因此,最好採取堵上門或直接將敵人暗殺在室內的方法。彭家珍覺得形勢危迫, 而同盟會內部又組織鬆散,此成敗之機,他作為京津同盟會暗殺部長,自告奮勇決定捨身前往刺殺良弼。1月25日,即刺殺行動付諸實施的前一天,彭家珍在“絕命書”中寫道:入同盟會以來“未見大效”,“良弼不除,共和必難成,則後生靈塗炭,何堪設想乎。今除良弼之心已決”,“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不如死得榮”。“不殺此人,共和絕望也。良弼雖力,我獨當之”。
但刺良並不那麼簡單,首先彭家珍不認識良弼, 炸錯了怎麼辦?於是他輾轉於良弼的朋友之間,和這些人一起賭博,一起玩耍,在客廳偷取了良弼的相片,知道了良弼的樣子。知道了樣子,接近良弼又成了問題。彭家珍也用了心,他發現,良弼的親信弟子、奉天講武堂監督崇恭與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見良弼,於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購清軍上等官服全套。暗殺原本要找助手的,但彭家珍想找的同盟會員王崇義、段子均均不能相助。王崇義膂力很好,可惜練習投彈時被炸傷 右眼和右手,在醫院躺著。段子均又密往他處,他只有孤身前往。
行刺前的一天,彭家珍與資產階級女革命家鄭毓秀進行晤談,鄭的大姐與彭正在熱戀之中,生離死別,鄭姐當場暈厥。鄭毓秀也是淚如雨下,欲語無聲。但彭家珍卻視死如歸,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英雄氣概。
1912年1月26日,正值農曆臘八。清廷有在該日為貴胄饋贈臘八粥的習俗。宗社黨魁良弼想趁此機會與貴胄們商討進擊南方革命軍的事宜。為此,彭家珍計畫在這一天行動。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趁資政院各王公開會時,用炸彈把他們一鍋端了!可找到資政院的入場券時,資政院已散會,沒炸成。
彭家珍的口袋裡有一張崇恭的名片。崇恭幾天前就應良弼的要求到北京與其商議事情,彭家珍所要做的就是趕在崇恭之前到達,冒充他才有機會進入良弼的府邸行刺。
彭家珍先到軍諮府和良弼舊宅看了一遍,未見良弼的馬車和隨從,隨後便命車夫駕車駛往西城紅羅廠良弼新宅。他下馬車敲開良宅大門,遞上崇恭名片,對守門人說有要事面見良大人。
“崇監督,我家老爺到攝政王府去了,還沒有回來,您稍坐。”良府的僕人給彭家珍上了杯茶,讓他等候。
這天是農曆臘月二十八,正是冬天最冷的時節。呼呼的北風咆哮著,北京西四的那個牌樓僵硬在肅殺的天氣中。牌樓四周的街道沒有了平常日子的繁華熱鬧,顯得格外冷清。清廷禁衛軍頭領良弼乘坐四頭駿馬拉的大車穿過牌樓回到府邸, 剛從馬車上邁下一隻腳,就看見一個身著清軍官服的英武青年迎上前來,遞來一張名片卻不開口說話。良弼並不認識眼前這個精目炯炯的小夥子,詫異之間欲轉身快步回府。突然,青年從懷裡扔出一枚炸彈!一聲巨響,良弼應聲倒地,左腿當即被炸斷。一塊彈片擊中了青年的頭部,他當場壯烈犧牲。這個青年就是彭家珍,時年23歲。
兩天以後,良弼死去。同時殞命者有良弼衛兵八人,馬弁一人。據傳,良弼臨死前哀歎:“殺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隨之亡也。”原來彭家珍在客廳裡等候了一個多時辰,心急如火,決定外出去找良弼,誰知出門就遇到良弼歸來,遂發生了開頭一幕。
從炸彈擲出到爆炸,瞬間歷史就定格了,這就是載入史冊的“紅羅廠事件”。半個多月後的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帝下詔宣佈退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也隨之終結,從此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孫中山稱讚彭家珍為“我老彭收功彈丸”,並授予他“陸軍大將軍”頭銜。
“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不如死得榮。”英雄彭家珍應該死而無憾了。

大總統孫中山高度評價了他的功績,稱他的行動為“我老彭收功彈丸”,追贈他為陸軍大將軍,令崇祀忠烈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給其家屬頒發“永垂不朽”的烈士光榮證。
蔣介石為他題“英姿颯爽”。
孔祥熙為他題“萬古長青” 。
李宗仁為他題“浩然正氣”。
馮玉祥為他題“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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